陶渊明的诗文集和小说集

　　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两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

　　这一段提要的措辞底气明显不足，而且自相矛盾。《晋书》是唐初官修的，既说《搜神后记》中关于干宝父婢的记载乃剽掇《晋书》而成，却又说其书“非唐以后人所能”，那么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时候伪造假托的呢?

　　唐修《晋书》取材甚广，且喜录小说，干宝父婢事，《搜神后记》书之于前，《晋书》跟进于后，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至于古小说中夹有若干作者身后之事，乃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一般来说这是后来的抄录者、整理者按同类项合并的思路，将另外一些比较晚出的故事加了进来，指出这一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全书皆伪。

　　又鲁迅先生以“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为由，指认《搜神后记》“盖伪托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这个理由似乎同样难以起信。陶渊明固然是旷达的，但他的思想和趣味其实也相当复杂，从诗中可以看到他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奇书颇为爱重，而且阅读时神游八极，多有奇思妙想(参见顾农《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感悟》，《文史知识》2018年第5期)，他又有两句著名的诗句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由此不难推知，眼界这样的开阔的老作家未必竟与志怪小说完全绝缘。《穆天子传》在西晋时出土以及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显然大大刺激人们的艺术想象，并从而推动了两晋志怪小说的繁荣。

　　在未能真正证伪之前，我们自然还是要将《搜神后记》视为陶渊明的著作。只可惜他的这部志怪小说早已亡佚，现在能看到乃是明朝人的辑本，有一百二十多条，其全本先后载于《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百子全书》等丛书中;另有节录本多种。新印本比较通行者有汪绍楹先生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根林先生校点本(在《汉魏六朝小说大观》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晚近又有李剑国先生新辑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后出转精，应可取代旧时诸本。

三

　　了解和研究陶渊明必须把他各种体类的作品打通了来阅读和思考。

　　试举一例以明之。陶渊明生平有一件大事，即曾经在晋末军事实力派将领、南郡公桓玄(369～404)手下任职，而这个桓玄后来一度取代东晋自己上台当了皇帝，而又很快失败身死，是个名声很差的匆匆过客。过去有学者为爱护陶渊明起见，否认他曾经仕于桓玄，但《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一首》，可以确证他当时乃是桓玄的部下，当然那时他的这位上司还没有去夺取中央大权。当桓玄带兵东下攻入首都坐上龙椅以至失败之时，陶渊明因为母丧在家守孝，始终没有参与其事。陶渊明对桓玄的态度在《搜神后记》中曾有所流露，书中卷三“流星堕瓮”条载: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谁当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桓宣武就是桓玄的父亲桓温。早先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是桓温的僚佐和朋友，关系近密，非同一般;陶渊明本人又是直接在桓玄手下效过劳的，曾对这位英雄寄予很大的希望(参见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搜神后记》里的这段故事表明，在桓玄败亡之后，陶渊明也没有把他看成是大逆不道的恶人。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获长沙公爵位，后来世代相传，陶渊明对自己家族的这份荣耀十分珍视(详见《赠长沙公诗》)，他也十分习惯东晋的门阀政治体制。所以，他对南郡公桓家父子很自然的有一种亲近感，即使桓玄垮了，他也还并没有全然以成败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