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

 　   杜甫(712—770)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首次以“盛唐气象”标举盛唐诗歌高潮，就基本将杜甫排除在“盛唐气象”代表诗人之外，后来更有人认为杜诗不属于盛唐诗歌(参罗宗强《唐诗小史》)。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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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语)，“盛唐气象”表现为“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不仅与时代关系密切的政治诗、边塞诗体现出“盛唐气象”，像孟浩然《春晓》《过故人庄》，王维《山居秋暝》《汉江临泛》等山水田园诗名篇，亦见“盛唐气象”的境界活力。李白的创作，尤其代表“盛唐气象”的高度。

　　“盛唐气象”的出现，有其现实的时代社会土壤。承接唐开国后一百多年未有中断的上升态势，唐王朝的国力在玄宗时期加速跃升而至顶峰，经济繁荣、政治清朗、军事强大、社会开放、人才喷涌。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首先为诗国高潮的到来提供关键客观前提。以边塞诗为例，一般认为，边塞诗所写无非是战争惨烈、远戍艰辛或后方重负，但盛唐边塞诗的昂扬奋发在诗史中仅见。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击溃东突厥，至唐玄宗天宝中期王忠嗣、哥舒翰等人在河西陇右经营，唐朝边境曾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没有这个背景，就不会有王维描写边塞无警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天宝末年岑参第二次赴边期间，天下已乱，但岑诗中仍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奇景，仍有“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威风，这是因为直到安史乱初，天山南北仍被唐朝绝对掌控，诗人身处其中，其信心自能强大如昔。

　　“开天盛世”也有暗影。不仅许多盛唐诗人遭遇坎坷，且随着玄宗后期的荒怠，王朝不断沉沦，并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但由于“开天盛世”所孕育的时代自信深入人心，诗人们依然相信未来。高適的《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在送别贫困友人中表现出高昂的时代自信。李白入长安后，既领教了权贵骄横，又感知到现实隐患，但他依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理想展望，李白对于“开天盛世”，屡有“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一、其四十六)的判断，这不仅支撑起李白的时代自信，也是他在安史之乱中参加永王军队的思想根源。《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亦因此热情高涨、意气风发，表现出“盛唐气象”的爽朗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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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適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忆昔二首》其二)，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杜甫一生以儒者自认，其儒家信念不仅来自书本，更源于诗人的实际时代体验，这就使他的儒家信念自然呈现为一种赤诚的时代感情。近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其义正在于此。在杜诗创作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作于杜甫归家以后。其时杜甫不仅已经观察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危机，更新遭“幼子饿已卒”的人伦惨剧，但杜甫却在诗的开头，反复表示自己志在效仿稷契，无论如何也不改初衷。“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慷慨激烈，原因就在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杜甫在盛世中培育起一种坚韧的儒者深情，这是他后来在各种困境冲击面前，愈挫愈勇，依然壮志凌云的根本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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