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与清代科举的那些事

　　清朝举人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呢？清朝存续260余年间，共录取举人约15万人，每年平均不足600人。鉴于乡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所以每次乡试各省平均录取举人约100人，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事实上各省相差很大。“乡试中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清政府根据各省人口、赋税、读书人数等给予各省不同的举人名额，没有极特殊情况名额不会轻易增减变化。乾隆元年(1736年)工科给事中曹一士称：“查各直省中额，人才多者额多，人才少者额少，故有大、中、小省之分，此国家因材而笃中正无偏之制也。”山东作为考生大省，乡试举人名额仅为69人，清朝中后期山东参加乡试的秀才约15000人，平均到每年真正的是千里挑一，但中举后举人的身份、地位与秀才又有天壤之别。

　　从仕途上讲，举人即便没有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这种情况极少)或没有考取进士也可以做官，吏部和礼部会根据举人个人才能、长相、书法等综合考选，多数可以担任县丞或主簿，优秀者可担任推官、通判等职，类似于现在的副县长、副市长，被尊称“老爷”，进入正式的官僚体系，一届任满如果考评优异还有转正的可能。

　　从经济上讲，举人就更实惠了，举人比秀才拥有更大的免除税赋徭役的权利，清朝雍正年间规定，举人免除100—200亩的税负和十几户徭役，举人可以把这些免税免役的额度卖给别人，收取额外的钱财，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举人一家经济贫困的问题。换言之，举人即便不做官，也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

　　在《儒林外史》中，从范进中举但尚未授官的那一天起，范进一家人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等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商士绅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送钱送物：“张乡绅前来道喜，送了五十两银子，还有一套三进三间的房子赠予范进一家，之后又有送店面的、送田产的、投靠为仆的，两三个月的时间，范进家里便换了新样，媳妇也打扮得贵气许多。”

　　几十年的辛苦一朝变为现实，巨大的喜悦突然来袭，不疯才怪呢！唐朝有一位名叫孟郊的诗人在登第后畅写《登科后》一诗，道出了古今读书人登第后的真实感想：“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心境与范进何异！

　　人们经常在戏剧或电视剧中看到，有贫穷学子一路乞讨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的情节，这多半是出于剧情需要而设置的，此种情况在秀才到省城参加乡试途中或许会发生，但不太可能出现在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途中。中举后如果举人愿意参加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就能享受朝廷的旅途报销，前往京城的举人是不必为路费担心的。

　　范进在家为母守孝三年后，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又考中进士，从此这个老男人的人生便开挂了。进士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有清一朝260余年间共录取进士约27000名。与乡试一样，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换言之，清政府每次会试全国录取进士平均约100人。进士是在举人中通过会试产生的，清朝每三年约录取举人600名，虽然录取率远高于秀才和举人，但实际算不上高，难度也很大。有许多后人熟知的名人都没能考中进士，如左宗棠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中，最后被慈禧赐予“同进士出身”，属于安慰性质的荣誉。对于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殿试，简单来说就是在进士中排出三甲等名次，殿试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这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奖励和肯定。

　　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士第一名称“院案首”，如果某名士子在县试、府试、院士考试中均获得案首，称“小三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如果某名士子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位居第一，称“连中三元”。“连中三元”难度极大，既需要超人的才学，也需要机遇和一定运气，从隋朝兴科举至清末大约1300年间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者包括文武在内尚不到20位。

　　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优秀者进入翰林院，在中央六部任职，或外放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主官，后人熟知的各朝历史文化名人基本都是进士出身。范进考中进士后担任了御史，后来钦点山东学道。明朝末年始设提学道，清初延袭，清《郎潜纪闻初笔》载：“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余曰学道。”雍正四年废学道统称学政，每省一人，由皇帝在进士出身的中央官员中选派，一个任期周期为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