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武威简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与其学术、文化价值有关外，还与其特点有关。武威出土简牍主要是随葬用的墓葬简，为丧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简，其出土简牍历时丰富，跨越的时代较多。武威简牍包含有较丰富的语言材料，除有汉语材料外，还有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

　　（五）其他甘肃简牍。是指甘肃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简牍，主要有：1.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的一座东汉墓中。松质木简共23 枚。简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现存简文 964 字，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柜因为宗室特殊权益不断受侵而上报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有残断，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东汉后期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2.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出土于甘肃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群M5。经初步整理，简牍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大约1400枚。水泉子汉简的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3.临泽黄家湾晋简。临泽黄家湾晋简于2010年出土于张掖市临泽县，有37枚，是一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间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完整记述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简文内容涉及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家庭与宗法制度、占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经济史问题，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玉门花海晋简。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花海乡毕家潭五凉十六国墓地发掘，出土木牍9枚，内容为衣物疏。

　　甘肃简牍的价值

　　甘肃简牍是秦汉时期的原始档案，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文化的各个层面，既有两千年前的文献典籍，又是古人孝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书法文化的体现。甘肃简牍的价值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补史、证史、正史价值

　　甘肃简牍尽管历史久远，很多残缺不全，但是它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原貌，具有补史、证史和正史价值。首先，甘肃简牍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录的不足。如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是一份追查西汉广陵王刘胥集团谋反案的协查令，所记载的内容与《汉书》记载基本一致。但《汉书》内容很简略，而简牍则有较大补充，提供了追捕涉案人员的细节及广陵王集团成员与盖长公主集团成员之间的某些联系，为我们研究西汉中期上层政治集团内部的竞争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次，甘肃简牍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某些历史事实。如20世纪初，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殷先公先王绩考》等就利用简牍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准确性。20世纪晚期学术界利用新出郭店楚简《缁衣》证明了今本《礼记》的可靠性，大大推动了近二十年儒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步伐。第三，甘肃简牍可以修正某些史书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晋史籍，大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受书写者个人观念及辗转传抄的影响，部分内容存在错论在所难免，我们可利用汉晋时期的原始档案去纠正古籍错论。

　　2.文献学价值

　　中国古代，尤其是纸质文献出现之前的文献形态、书籍形态，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简牍作为魏晋之前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显然具有至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甘肃简牍内容丰富，有官方文书、私人信件、法律档案，更有《仪礼》《论证》《孝经》等书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汉代简册书籍的原貌，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简册制度、书籍制度，认识古代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