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意志力训练中心

  在这里,巴金指出了他的“长生塔”系列的三篇童话都是在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下写成的,而且“勉强称它们为童话”,是因为他认为孩子“不容易看懂”,只能算是“用‘童话’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并指出他的童话不能用安徒生童话的眼光来看。巴金这种自承与坦白,是真诚的,说明他也看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困境。一方面又要儿童读得懂,另一方面又要“说自己的话”,这种“儿童的”与“文学的”之间的矛盾,很容易限制作家的创造力,甚至最后不得不背离创作童话的初衷,成为“短篇小说”。好在这几篇是模仿,有的还是改写,相对容易一些。在这四篇童话之后,巴金直到1956年才写了两篇童话:《活命草》《明珠和玉姬》,而它们却显得想象力不够。

  《长生塔》这篇童话蕴含着作者反抗残暴统治的思想,这应该是巴金的创作主旨。巴金所喜欢的爱罗先珂和王尔德,都是现实主义童话作家,他们的童话往往又都是小说,这种非纯粹童话的观念,分明影响了巴金。而巴金其实也并不在意儿童是否可以读懂,他甚至更希望把这本书献给“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这个“人”指的是成人。

  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并不赞同周如水的“童心论”,他创作童话是为了慰藉“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而不是希望这些人“回复到童年”。不论巴金童话是否成功,他的现实主义童话创作的实践,也给了后人经验和启示。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被派去当小学校长,此后一直教书。他的儿子舒乙说“他的一生,有半辈子,是在学校里,和小孩子,和青少年们在一起”。这种深厚的学校生活积淀,构成了老舍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从性格和心性上来讲,老舍也像孩子。冰心在《〈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中说:

  老舍先生是一个热爱孩子的作家,他永远保持一颗澄澈的童心。在我们的朋友中,他是最能和孩子们说到一起的一个。无论是说笑话,谈正经的也好,他总是和孩子们平起平坐,说出自己最真实,最发自内心的话。

  可能因为老舍缺少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总带有一些成人文学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个四不像了”。关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刘绪源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有一段论述:

  就这些片段看,并不远逊于卡洛尔! 然而,它们只是片段。就整个《小坡的生日》来看,却是不能和《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比的。它没有一个充满幻想的奇异而完整的结构,故事也不是沉浸在童话想象的氛围中。作者本想写一个南洋华侨的很严肃的作品,因为时间不够,又不熟悉生活,而只熟悉儿童生活,于是写了这篇以南洋为背景的儿童小说。笔墨是写实的,但一写儿童,一放开手脚,顿时就趣味横生了。可见,作者本身是有着足够的童心童趣的,但他没有像卡洛尔那样把这作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内核,除此之外不需要添加别的分量;他只愿将此作为佐料,而主旨却是要写出“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一点其实是达不到的,从小说中根本读不出这么伟大的意思来。所以,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总结的:“这是幻想与写实杂在一处,而成了四不像了。这个毛病是因为我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

  民国时期,老舍的这种创作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就导致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得极其缓慢。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和走向成熟还有待后来者的努力,他们的经历,也说明儿童文学创作有自己的门槛,是不可以用“小儿科”的眼光来对待的。(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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