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意志力训练中心

  《中兴礼书》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学者也尝试着进行翻译,其成果却不断遭到质疑。除技术因素外,古今音乐观念的差异是主要原因。至上世纪2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记谱法、作曲法为核心的技术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在绝对音高记谱法的理念、旋律线条的追求、调式规则节奏、形态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21世纪初,杭州师范大学田耀农教授主持了雅乐复建工程,吸收古乐研究专家邱之稑、杨荫浏等的乐谱考证和翻译成果,完成了六部雅乐代表作的表演,从《中兴礼书》和《风雅十二诗谱》中,选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进行了实验性的译配和表演,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乐终于复现在南宋古都杭州。

  周代以来,确立了以雅乐重器“乐悬”为中心的乐律“国家标准”,使雅乐成为中国乐文化的“基因”。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为我国乐律学研究最详尽的素材和宝贵样本,其编钟和编磬上音律铭文凿凿,正鼓和侧鼓部位都刻有乐律铭文,钟体相关乐律铭文达2800余字,有曾、楚、齐、申、秦、晋等多国乐律称谓对应记录。其后历朝历代逐渐形成了以“钟”为标准音高的乐律基准音,基本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律体系和范式。汉魏时期,继承雅乐“乐悬”为基,也遵循周代定律准则,进一步统一各种音乐的用乐标准。到了隋文帝,提出“国乐以‘雅’为称……雅者,正也”,正式确立雅乐为国乐,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概念。到了北宋,宫廷上下极为重视雅乐和乐律标准,尤其是对黄钟律的音高,曾进行过六次较大调整。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六记载,仅景祐二年的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改动,就动用了7万多名专业工匠。其中金属制造工153人,木工216人,皮革工49人,制陶工16人,刮磨工91人,油漆工189人。工匠们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乐器制作、调试,做成了七整套雅乐乐器。然而使用不到三年,因为乐器音高的偏差,又重新进行制作。每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变动,意味着编钟、编磬和吹管类乐器等都得重新制作和调试。可见,如果没有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如此庞大而频繁的乐器制作工程是难以为继的。

  活态传承与保护复建

  南宋后,雅乐没有大的变化。明清雅乐基本上沿袭前代雅乐的风格和价值功能。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雅乐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而终止了传承,但是,雅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乐律学、规范等方面,具有引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风格。20世纪50年代,湖南浏阳的祭孔雅乐还保持着活态传承,杨荫浏先生采录了当时的表演,记录下珍贵的演出资料。20世纪80年代,曲阜孔庙学习参考浏阳祭孔雅乐形式,恢复了祭孔雅乐的表演。近年来,雅乐得以弘扬推广,如平顶山学院复建高校雅乐团,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燕国雅乐演出等。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近千名师生员工耗时三年收集了南宋雅乐的文献资料,复制了南宋雅乐乐队的乐器、服饰、仪仗,翻译了数百部南宋雅乐的乐谱和罕见的舞谱,研习排练了部分代表作品,使文献中的南宋雅乐以“歌、乐、舞”的形式再现于世,呈现南宋雅乐的古典魅力,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内涵。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创新发展雅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等都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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