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业态折射家庭教育焦虑

　　近年来，教育科技类企业已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教育科技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解构传统教育，并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报告指出，在业态变迁和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下，各供给主体在“怎么提供服务”与“提供什么服务”这两个维度上的变革推动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这两个维度对应的就是“怎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相较于“教什么”，教育技术力量在“怎么教”这一维度上发挥影响可能更为容易。然而，在固化的课程结构和固定的教材、固定的课时及其背后统一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统一的教材制度和高考制度下，教育信息化的应用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对此，王蓉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变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产生发展的影响力、促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力，虽然已经初见端倪，但仍然是局部性的。教育技术尚没有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的创新，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命题。

　　政策建议

　　建设一批“高原式”而非少数“高峰式”的教育机构

　　通过对我国民办教育、国际学校、校外培训、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新业态的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发现，当前的教育新业态的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当前它们首要的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如果放在教育领域，这种矛盾则体现为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足、分布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该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更多体现为人民对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属性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和追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集体的心理焦虑，其表象并不美好。由此也可能导致不同收入家庭之间教育“鸿沟”的加深。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影响深远的教育供需问题？报告认为，首先需要解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王蓉分析，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基础教育一直努力贯彻均衡发展的政策，但是在高中阶段实施“普职分流”的政策、在普通高中领域“超级高中”现象在各地区泛滥，高等教育领域通过“985”“211”和当今的“双一流”项目实施重点支持的政策，这导致优质高中、优质高校的入学机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压力一直涓滴到基础教育的各个层级。

　　因此，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原则上应该切实减少市场力量带来的对于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均衡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其鼓动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虑的主动作为空间，显著扩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减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机构之间的过度分化，适度遏制“拔尖”建设的政策冲动。只有建设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数几个“高峰式”教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从教育财政政策角度，报告指出，只有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才能为上述的事业发展目标提供保障基础。在现有教育财政投入的格局下，未来要更加重视对高中和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投入问题。（本报记者 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