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意志力训练中心

  千百年来,围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冬日里的上海书香”名家系列讲座中,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传》作者崔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崔铭

  多维视角下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基本上都来自中小学课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皆擅,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诗五大家”,写下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名句名篇。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运动——“熙宁变法”。

  清末民初,梁启超曾作《王荆公》一书,这是一部有关王安石的传记。其中写道:“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不仅高度推崇王安石的品性节操、文化成就,而且对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给予了肯定。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

  那么,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文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好友曾巩在写给老师欧阳修的信中曾这样推荐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这一评价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曾说:“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这样评价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肯定其道德学问,指出其个性缺点,并否定其政治成就。苏轼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黄庭坚也表示:“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同样是褒扬其人品学问,而对其政治功业不置一词。值得注意的是,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北宋之后至清代中期,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文人私家撰述,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全盘否定,王安石本人也因此遭到贬低。在古代一些通俗小说中,对王安石甚至进行攻击和丑化。

  从朝廷旗帜到亡国祸首

  那么,对王安石的过度贬低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宋历史以及王安石生前身后在政坛的起伏升沉。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步入仕途,这一年他22岁。此时,北宋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革新的大臣,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改革持续仅一年多就草草收场。随后的二十多年,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叠加,危机更加深重,人心思变,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在此期间,王安石历任多地地方官,又先后辗转朝廷多个部门,很快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改革造成了士大夫群体的分裂,朝廷形成变法(新党)与反变法(旧党)两派。在主政期间,王安石多次遭到反变法派弹劾。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去相职,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但改革没有停止,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1077—1084),宋神宗继续推进改革。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停止改革。旧党主持撰修《神宗实录》,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于是将变法之责归于王安石一人。这个时期的基调正是司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学问,但否定其政治思想。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即继承神宗朝施政方针,并重修《神宗实录》,肯定新法。此后直到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王安石始终被奉为朝廷旗帜,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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